客观看待司改中的问题

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、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 吕红兵 

 

健全调解与仲裁法律制度

 

立案登记制切实解决了立案难，让老百姓走进司法程序即有了第一个获得感，效果非常好。当然，随之带来的是“诉讼爆炸”。

 

对此，从法院内部来说，优化法官资源配置刻不容缓，值得继续推进；从法院外部来说，要“减压”“分流”，替代性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加快完善。于是，推进调解、仲裁制度的系统性改革，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，并在此过程中，充分发挥律师队伍的作用。

 

以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为例，这是一个独立第三方的社团法人，仅2014年，就调解成功109个案件，调解成功率达80%，自动履约率达100%，其调解的案件尽是期货纠纷、自贸区争议等疑难杂症，而调解员基本上是律师。

 

律师、律所、律协，如何在大调解格局中、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，再显身手，不只是代理一方，而是居中调停，担当新角色，履行新使命，值得在制度层面关注并推进。

 

再如上海国际仲裁中心，借建设自贸区之契机，改革仲裁规则，推出一系列创新制度，如开放名册制度、合并仲裁及案外人加入仲裁、紧急仲裁庭与临时措施、友好仲裁制度等。这些规定在自贸区先行先试，其实已经突破了现行仲裁法的规定。

 

在此背景下，我们有必要制定一个完善的调解法，对诉调对接程序、调解机构的法律地位、调解文书的法律效力等核心问题，作出明确规定。同时，有必要修订现行的仲裁法，解决依行政区划设立机构、仲裁机构由行政机关主管等问题，充分建立仲裁制度的司法保障机制。

 

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

 

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“核心”“牛鼻子”，而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，则是重中之重。只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真正建立与健全了，律师的职能作用才能真正体现与发挥。

 

以审判为中心，才能体现亲历性、现场感，作为参与者的审判者，方能行使裁判权。同时，这一裁判的过程“留痕”，便会有判决书的“释法说理”。在此过程中，要强调判决书引述、针对律师代理意见；同时，通过判决书的公开，借以实现检察院的起诉意见、律师的辩护意见（代理意见）的公开，既是公正角度的相互监督，又是提升办案质量的倒逼。

 

如不能解决律师在庭上发问难、质证难、辩论难的问题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就不能算真正建立起来。律师“较真”“挑毛病”“发现漏洞”，而且证人过堂、鉴定人出场、公开庭审甚至“全民目击”，庭审的作用就能真正发挥。

 

现实中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就个案的请示，既与司法责任制不相符合，也有违“二审终审”的基本原则。根据刑诉法第二百二十三条，刑案二审是不必然开庭的，这也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相适应，相关法律也应予修改。

 

责任与保障相辅相成。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，有“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”的条款，但应进一步完善，能不能原则更明确、手段更硬气、方式更全面？如浙江出现的举报院长闹剧，法官职业权利都无从保障，谈何律师，更谈何普通百姓。

 

客观看待法官做律师现象

 

司改过程中，确有法官离开法官队伍去律所做律师、去企业做法务等。我们要客观与冷静地看待，从表面的现象、背后的故事，看到深层的原因、互动的规律。

 

据我的了解，法官“下海”当律师，并不是在法院中“混”不下去，也不纯是为了钱与所谓的“自由”，更多的倒是体现一种依然坚守在法律共同体中的情怀。法官当律师，从审判这一后端转入法律服务这一前端，其实都还是在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一事业中。

 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能不能乐见其成，并从制度与立法层面畅通渠道？如无须再出具“无犯罪证明”，也不用“实习期一年”等。法官与律师增进互动，必将有利于推进形成法律职业人的融通、建立法律职业人的共识。

 

建立律师法官互评的机制

 

应当建立由律师协会组织的专业、规范、权威的对法官的第三方评价机制。过去，法官评价更多是由其内部组织，或外聘学术机构、教学单位进行，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闭门造车、纸上谈兵以及调查问卷中的道听途说因素。

 

如同“审判者裁判”“裁判者负责”一样，“参与者评判”“体验者打分”，理所应当。最知法官者，非律师莫属。律师诉说自己眼中的法官，律师唱响自己心中的法官，对提高法官队伍建设非常具有针对性。同样，法院可以常规性地针对律师涉诉情况，向律协出具司法建议书，从而实现互评。律师与法官的良性“互动”，应当包括“互评”这一内容。

 

加强法治理想与信念教育

 

邹碧华是法官的光荣，也是法律职业人的骄傲。我们应从关注邹碧华现象到学习邹碧华精神，而邹碧华精神的内核正是法治理想与信念。邹碧华的先进事迹感动了许多人，但从“感动”到“行动”，并不那么理所当然，其中的距离只有靠理想与信念才能得以实现。

 

在自媒体与全媒体时代，我们要传播真声音、传递正能量，讲法律故事，说法制人物，尤其是在司法改革大背景下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，须臾不可松懈。

 

推进律师制度改革与发展

 

律师制度改革与律师事业发展，应当置于司法改革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与大格局中，通盘考虑，统筹谋划。孟建柱书记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如此打动律师，正是因为对律师行业“发挥作用”“维护权益”“规范管理”三者关系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。

 

在新的历史进程中，律师工作应在“发挥作用”上做大文章。因此，应当创新服务理念、创新服务模式、创新服务领域、创新服务产品。从这一角度而言，也是法律服务的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。

 

如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不仅仅是对跨境投资与并购个案提供法律服务，而且更应着眼于推进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，同时，借机参与全球法律服务格局的治理。国际法律服务市场那么大，中国律师那么多、发展那么快，自然不能缺席。“一带一路”，法律先行，律师不仅“护航”，还要“领航”，充分发挥法律服务的引领与推进作用。

 

再如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，律师在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方面积累了经验，形成了模式。在此基础上，可以拓展为各级党委担任法律顾问的新领域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